热闹的市井生活、丰硕的文化成果、繁荣的商品经济、先进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宋史在公众领域中颇受关注，人们对宋代的了解一反“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刻板印象，更全面、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宋代逐渐出现在后人眼前。近日，《清平乐》的热播也引起了很多观众对于宋史的兴趣。宋代政治呈现出何种样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化雨教授近期在澎湃问吧回答了网友们关于宋代政治史的相关提问，特将部分问答摘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学界所见之宋朝
永恒的边缘：宋金对峙时金与南宋在历史上谁才是正统。历史学家的争议在哪几个方面？
王化雨：正统论是古代学者为了论证王朝统治正当性而营造出来的话语体系。宋金并存时，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统。后来宋金皆为蒙元所灭，所以蒙元对于自己到底算是继承了宋的正统，还是继承了金的正统，一直举棋不定，元末修史时争论过，然无结果，最后决定不争论了，宋金各修一部正史。明代士人出于民族情感，多以宋为正统，甚至有些极端分子根本不承认有金、元的存在，直接以明继宋。清代以后学者不太关注这一问题。近现代之后，正统之说更是被抛入了历史垃圾堆。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的研究中外在研究手段和成果上有差异？
王化雨：目前宋史研究，除了中国外，日本、美国、欧洲也都有可观的成果。日本学者文献功夫好，研究细致，同时经常能提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讨论框架。比如影响了学界将近一百年的唐宋变革论，就是日本学者提炼出来的。欧洲的汉学积淀深厚，上个世纪，白乐日在法国等地倡导宋史研究计划，大大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美国则属于后起之秀，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的宋史研究目前已经跃居欧洲之上。近三十年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一些看法，例如“宋代精英地方化”、“宋元明转型”，都是美国学者提出的。
说到研究手段、成果，各国内部也不尽相同，比如日本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就有巨大分歧。而且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各国互相取长补短，在风格上也慢慢变得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大体而言，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相对近似，注重文献考辩，比较喜欢做政治史问题。欧美则大体偏重于社会史、文化史。对政治史一度不很关注，在史料运用上也不如中国和日本。总体来看，几家各有所长，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三语掾：王老师，对于史料的考辨如何才能避免“剪贴史学”的出现？现在很多人喜欢个案研究，个案研究能不能具有代表性？如何操作。
王化雨：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让史料“成组”，把关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各种史料都收集起来，反复比对，仔细审核，以求去伪存真。对于与自己想法相符的史料，不要过于轻信，对于与自己想法不符的史料，则必须格外重视，不能断然将之否定，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如果这些史料本身无问题，则必须参考它们修订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而去对史料进行取舍。历史事实，往往相当复杂，例如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可能会呈现出很多面相。我们一定要将反映这些复杂面相的各种史料予以通盘考虑。同样，史料本身，往往也存在多层次、多面相的真伪。某些史料看似荒诞无稽，但其背后，却隐含着当时社会成员的真实心态。某些史料在细节上漏洞百出，但从整体上看，它又折射出以往被人所忽略的史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关于史料考辩，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小注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史学大家，在其论著中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实例，可以参看。
个案研究，现在得到了慢慢的变多的重视。个案的“代表性”，也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在我看来，每一个个案在细节上，都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每个个案都受诸如权力关系、制度框架、思想观念等普遍性、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反映着这些普遍性、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运行方式。所以任何一个个案，都能够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要合理地运用个案研究，我觉得第一，不能局限于单一个案，在史料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做个案剖析，然后再下结论。第二，在进行个案研究时，尽量拓展自己的思维深度，力图从个案中提炼出一些更深层次的结论来，而不是局限于就事论事。关于个案研究，人类学家多有贡献，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
宋朝君主与皇室
熊：当时统治者为什么取国号叫“宋”，这有什么讲究吗？
王化雨：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登基之前，做过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宋的国号就是这样来的。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的皇上有没有私房钱？从哪里来的？私房钱是金银财宝，还是实物？
王化雨：宋代有专门的帝室财政系统，其掌管的就是所谓皇帝的私房钱。皇帝的“私财”数量相当庞大。来源多种多样，各地“名色”好的税收、坑冶新出的贵金属、新铸的钱币、新织成的绢帛等，往往都有相当一部分被纳入帝室财政。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运作中，皇帝往往会拿出自己私财中的相当部分，来弥补朝廷的财政缺口，而并非将之全部用于自己的私人享乐。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皇帝勤勉吗？能做到按时上班，加班无怨言？
王化雨：整体来看，宋代皇帝还是比较勤政的，每天听取臣僚奏报的时间大约三小时，审阅文书的时间不清楚，但是所审阅文书的数量是相当多的。甚至部分君主入夜后还要和臣僚议政。宋代皇帝平常基本能做到按时出席朝会。至于加班，当时没这个概念，反正得把要处理的事做完，才能休息。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开国皇帝的夺权方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有哪些？
王化雨：宋太祖靠兵变上台，这和五代时期大多数君主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军队的管控力度，远强于五代靠兵变上台的其他皇帝。例如，五代有个惯例，一旦兵变成功，君主必须任由士兵在都城抢劫，谓之“夯市”。而宋太祖坚决禁止了“夯市”之举。这使得赵宋王朝一开始就避开了五代骄兵跋扈之覆辙。
此外，宋太祖夺权成功后，对后周皇族以及大多数臣僚是比较宽厚的。甚至当时有后周旧臣拍着宫门哭喊，怀念周世宗，宋太祖也不以为忤，没有对其打击报复。后面宋代宽松政治氛围的形成，与太祖的这些举措，有一定关系。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皇帝如何压制太监活动？防止宦官当政？
王化雨：首先说明，宋代是没有太监这一名称的。明代和清代才将宦官叫太监。宋代对宦官最大的防范措施就是始终不让宦官掌兵权，从而彻底杜绝了唐代后期宦官因掌握神策军而大权独揽的隐患。此外，在其它很多方面，也有诸多限制，例如不允许宦官介入中枢决策等。士大夫群体也始终盯着宦官，后者一旦有不法举动，很快就会引发疾风暴雨般的抨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宦官的政治影响力是比较有限的。关于宋代防范宦官的举措，你可以参考张邦炜老师的《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皇上很担心武将造反，他有密折和东厂之类方式吗？
王化雨：宋代的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三个宦官机构，都有承接机密章奏的职能。臣僚经这三个机构投进宫中的章奏，保密性极强，类似于清代的密折。在地方，君主派驻有走马承受公事，属于公开的密探，负责监控文武官员。京师则有皇城司密查官民动向。走马承受公事和皇城司，在职能上十分类似于后世的厂、卫，只不过气焰没那么嚣张。
小兔兔：请问您，南宋皇帝有没有收集消息的机构？这个是权臣管理，还是皇帝直管？
王化雨：宋代君主收集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有常规渠道，比如各级官员的奏报，也有非常规渠道，比如皇城司密探的侦视、少数臣僚经宦官机构呈递的密奏等。原则上，这些信息渠道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但是由于宰辅位高权重，所以经常能影响到常规渠道的运作。至于非常规渠道，通常宰辅插手的可能性不大，但南宋情况有些特殊，少数权相，例如史弥远，其实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已经算是代行皇权了，他们执政时，自然可以一手遮天。
oxford：宋朝皇室日常精神文化娱乐活动都有哪些？
王化雨：格调低的声色犬马有，格调高的书法、绘画、诗词也有。相对而言，赵宋皇室在中国古代各皇室中算是文化造诣最高的，所以很多皇室成员的日常娱乐还比较高雅。
宋朝吏治与科举
oxford：宋朝的专业方面技术官僚是怎样选拔、培养的？晋升路径怎么样？科举失意者或者官场失意官僚们对转型专业方面技术官僚有没有兴趣，能不能转型？
王化雨：宋代的专业方面技术官员被成为“伎术官”，在官场上地位不高。选拔、培养的途径，可以参考张邦炜、包伟民老师写宋代伎术官的专文，不过大体来说，朝廷对这类人并不十分重视，没有下很大功夫去培养。伎术官的晋升也比一般官员要艰难得多，没有进入朝廷关键岗位的机会。一般而言士大夫对转型为伎术官不感兴趣。
小兔兔：请问您，宋朝的有没有东林学党这样的政治派系？自宋朝以后，清流好像是很大的影响力。宋朝崇文的成果好像很久长！
王化雨：任何一个王朝，朝堂上都必然存在派系。明代东林的特点有二：第一，自下而上。即它首先是一个民间士大夫讲学议政的群体，后来慢慢发展，声势影响到朝堂之上。第二，人数众多，且内部的凝聚力空间强大。以此二者来衡量，明之前与之类似的士大夫派系并不很多。东汉之“党人“，算是一个。南宋中后期的理学派士大夫，也与之相似，不过实际影响力不如东林。某种意义上，南宋理学派士大夫可以视为明代东林的鼻祖。
文官治国，能够说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王朝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文官的特点，在于士大夫多兼有文人学者与官吏二重身份。因此，士大夫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不仅只注重当下的现实情况，更有更加高远的理念。此外，士大夫的学养，尤其是儒学素养，也令其敢于以卫道者自居，而并不一味屈服于权势。清流就由是而生了。
小兔兔：请问您，水浒里面描写的基层有影响力的是保正，小吏这样的角色。现实中宋朝如何管理呢？皇上关心基层治理？
王化雨：总体而言，宋代基层治理，是在官府主导下，由士人、吏人等多元力量联合参与进行的。水浒中所描述的保正，就是一种吏。这些吏人，有部分是由百姓按户等轮差充任，有部分则是职业吏人，甚至家中世代为吏。吏既接受官府的指挥，同时也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代表地方基层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角色。又，很多事务官府也会放手让地方士人来作，由地方士人协助自己管治基层社会。地方士人包括在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也包括寓居当地的退休官员。士人在协助官府之余，也能觅得巩固扩大自身利益的空间。除此之外，富民、僧道等，有时也能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皇帝肯定关心基层治理，但是“天高皇帝远”，朝廷的意志，未必总能不折不扣地在基层得到落实。
oxford：宋朝各级政府都办学，为什么还有书院，难道是对政府所办学校质量不满意吗？
王化雨：宋初就已经有一些有名的书院了，州县普遍办学则是在仁宗庆历年间的事。所以严格来讲不能将书院视为读书人对官学不满意的产物。当然，官学的确存在诸如教学质量不高、官府重视不够等弊端，而书院常能聘请当时最有名的士人执教，吸引力常常在官学之上。
oxford：影视作品中的君臣议政情景，是皇帝面南背北坐在龙椅上，堂下站着两排或者数排大臣，真实的情景真的是这样吗？
王化雨：宋代绝非如此。宋代制度，视朝听政采用分班奏事制度，官员按所属机构、身份，被安排为不同的班次，每班多则四五人，少则一人。某一班奏事时，其余班次都必须在殿下等候，不仅不能参与讨论，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等到这班奏完下殿，次一班才能上殿。影视作品中一大群人在殿上七嘴八舌地和皇帝讨论的场景，在宋代历史上是很难看到的。
澎湃网友2uyUz2：王教授，如何看待南北之争对宋代政治的影响？
王化雨：大体而言，宋代南北士人的关系还算和谐。南北士人之间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三个时期，第一是太宗、真宗朝，随着南北统一，一大批南方士人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官场上脱颖而出，引起了部分北方士人的不满。第二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支持新法的王安石、吕惠卿等，多出自南方，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则较多为北方士大夫，所以此时南北士人的矛盾也显得比较尖锐。第三是南宋初年，随着宋室南渡，南北士人难免产生利益争夺，加之秦桧等人“南自南，北自北”的说法，南北矛盾又浮现了出来。不过从根本上看，南北之争并不是宋代政治领域中的最主要矛盾。当时士人头脑中虽确有地域观念，但并不象前人想象的那么强。影响士人政治立场，政策选择的因素非常多，地域观念、同乡关系等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新法派固然多南人，但也有北人。反之，旧法派虽以北人为核心，但亦有不少南人。所以，很多时候南北矛盾并不是政治上种种问题的根源，而是被其它问题“带”出来的。南北矛盾的存在，的确会对政治上既有的种种争斗、冲突产生推波助澜之效，却不足以从根本上左右政局的走向。
宋朝百姓生活
oxford：宋朝人的世界尽头到哪里？
王化雨：往西北，最远到过今天的吐鲁番；往东北，到过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到过今天苏门答腊一带。此外，可能还有极少数人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oxford：宋朝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超过任何一个王朝？
王化雨：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复杂，首先，普通老百姓也分不同层次，有钱人和穷人的生活水平有天壤之别。其次，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很多，不同的学派，往往各有侧重，所以常常会出现因评价标准不同而产生的争议。其三，要衡量生活水平，必须要借助准确可靠的经济数字，而中国古代史料中对于经济的计量记载，往往问题极大，很不可信。因此我不敢斩钉截铁地说宋代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古代各朝代中最高的。不过从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来看，宋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不会低于宋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
oxford：宋朝人口不过一亿，财政收入达一亿贯以上，晚清人口三亿，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白银，宋朝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是不是远远超过晚清？
王化雨：要确切比较宋和晚清哪个时代百姓的税负更重，是非常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第一，古代文献在相关问题上的记载，本身就有局限。比如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史料，大致了解到最终落入朝廷囊中的钱物有多少，但是收税过程中，地方官吏变相强加给老百姓的额外负担，往往就说不清了。事实上，最让老百姓痛苦的，往往是这部分。第二，不同时代的计量单位也不一样，比如，晚清以白银“两”来计算，宋代则笼统地将绢、钱、粮、银称为“贯石匹两”来作为计算收入的基本单位，相比于较简明的“两”，“贯石匹两”本身就比较模糊，不太好将两者做精细的对比。第三，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物价、货币购买力、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很不一样，难以一概而论。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要大家交两元钱的税，大家就会觉得非常重，而今天要大家交个二三十元，大家也不会认为是太大的问题。这还只隔了四五十年而已。
不过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官府的苛捐杂税确实非常多，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再读王安石变法
Freezing fog：请问，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将兵法”、“保甲法”、“均输法”等在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取得良好成效的措施，是否也被废除，还是继续发挥作用？
王化雨：将兵法未被废除。保甲法中的保甲组织大体得到保留，但是保丁进行军事训练、校阅的内容未被后世坚持。均输法的名目在元祐后被取消，不过朝廷的很多举措中，还是能够正常的看到其影响。
小兔兔：请问您，王安石变法对金辽的影响大吗？成果得以用新的方式留存宋朝朝野争论大吗？
王化雨：王安石新法对辽金并无直接影响。新法的内容比较多，朝野上下对每一项具体法规的看法很不一样，有过不小的争论。即便是旧法派士大夫，也有人认为某些新法是值得保留的。
小兔兔：请问您，王安石新法有多少是针对宋朝的问题，有多少是针对克服中国封建王朝共性问题？
王化雨：王安石可没有“中国封建王朝”这个概念。他所定的新法，全都是针对北宋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色彩。当然，赵宋王朝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传统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一种折射。例如，青苗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含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意图，而土地兼并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弊病。但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在不同时代，具体的表现方式、程度又很不一样，所以决策者的应对策略都是有差异的。宋以前的决策者，可能会硬性规定每个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此来抑兼并，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这条路已经彻底走不通，所以他采用的策略是官府放贷，帮助小生产者渡过难关，以免其出卖土地。优秀的决策者，一定是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来执定政策的。
Lething：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在执行中出现很大的偏差，是王安石用人不当吗？
王化雨：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对王安石变法的整体性评价。首先，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究竟出现了多大的偏差？学界是存在争议的。部分学者认为并未出现所谓偏差，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图是得到了贯彻的。其次，史书中关于新法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的记载，是真有其事，还是旧法派刻意编造出来污蔑王安石的？现在也存在争议。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讲，有利必有弊，新法执行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但是这样一些问题的程度有多重？波及范围有多广？学者的意见也很不统一。总之，目前关于王安石变法，学界还远未形成定论，所以我也很难提供一个非常权威的意见给你。我自己觉得，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本原因有三：第一是神宗、王安石有些急于求成；第二是对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关注不够，利于南方之法，未必利于北方；第三则是你提到的用人问题。当然，我的意见也不具备权威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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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别时那回眸：王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对历史，历史地理，考古学等很有兴趣，读过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献，但是感觉书目很纷杂，自己不能好好总结，形成系统的知识，因此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有没有推荐的读书顺序，或者比较推荐的书。
王化雨：我不了解你到底对历史知识掌握到何种程度，所以很难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推荐书。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同时历史知识又积累得很不够，不妨先看一些脉络比较清楚的通史入门著作，以作为基础。比如张帆老师的《中国古代简史》就不错。初步形成整体认识后，再通过你自己感兴趣的朝代或专题，去选择相应的读物。对于初学者而言，形成比较清楚的时空观，即能够从时间、空间两方面，对古代史形成大体清晰的认识，就很不错了，至于知识的系统性，可以慢慢来，不必强求。
